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，一是曹禺，一是沈从文，一是萧乾。我自愧不如他们，才能要差好几倍。”
就名气来看，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，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。
出发当日，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：“周先生，我是萧乾！”
“是秉乾啊，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？”周赫煊笑问。他当然认识萧乾，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《大公报》副刊的主编，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。
“我去年底到英国的。”萧乾有些尴尬的回答。
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，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——婚外情。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，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，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（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）。
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，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。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，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。这不算完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，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，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。
周赫煊问：“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？”
萧乾道：“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。”
“有没有想过做《大公报》海外特聘记者，专门报道欧洲战事。”周赫煊发出邀请。
萧乾笑道：“当然愿意。对了，我这次来找周先生，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。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，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，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。”
“那是好事啊，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？”周赫煊问。
萧乾说：“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，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，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，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。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，让他们大受感动，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，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。”
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，刚刚建立时保守而趣的。
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：“上周，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，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“烧掉？”马珏问。
萧乾笑道：“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，拿到市区兜售，一便士一张。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，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，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。”
马珏乐不可支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
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，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，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，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。
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，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，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。
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，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，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，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，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。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，但却视若无睹，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，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。
不管能不能救，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，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。
或许有人命硬，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，搬尸队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！
萧乾继续说道：“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，反而变得更友善了。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，似乎看不起中国人，但现在我每次出门，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。我去餐厅吃饭，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：先生，请享受你的饭菜，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。”
周赫煊道：“当战争来临，总会带来凝聚力。人是一种社会动物，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，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。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，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，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。这跟国民素质无关，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。”
萧乾说：“但我确实感受到了，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。”
“仓廪足而知礼仪，无非是英国更富有，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，”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，补了一句，“当然，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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